偉大轉折是怎樣發生的——重回遵義會議現場
編輯:王茂華    作者:   來源:新華社   發布時間:2019-07-15

【壯麗70年 奮斗新時代·記者再走長征路】偉大轉折是怎樣發生的——重回遵義會議現場


  84年前,黔北重鎮遵義,中國共產黨人作出一次歷史性抉擇,中國革命實現從“谷底”步步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
 
  紅軍長征出發85周年之際,記者再走長征路來到遵義會議會址,重溫來時路,尋找繼續前進的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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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會址參觀(7月4日無人機拍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信仰融入大地


  遵義市子尹路的貴州舊軍閥柏輝章公館,2層的青瓦小樓高墻壁立、朱門厚重。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這里召開了“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
 
  記者擠過熙熙攘攘的參觀者,踩著木樓梯來到二樓東頭的一個房間。地面鋪著紅木地板,天花板上吊著一盞煤油燈,中間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藤條木椅圍成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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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遵義會議會議室(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講解員介紹,這里就是當時的會議室。她熟練地念出了20位參會人的姓名。
 
  柏輝章公館在當時遵義城內無人不曉,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確認這棟樓和這間會議室還頗費了些周折。遵義會議紀念館副館長張小靈說,會議召開極為保密,遵義本地沒有知情人,當地曾將紅軍當年召開群眾代表大會的天主教堂誤認為是遵義會議會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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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會址一隅(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確認會議的房間更是一波三折。1935年紅軍離開遵義后,柏輝章家族的一名親戚較早進入公館。他記得:“在廂房樓上一間屋內,桌凳擺設的情形有開過會的模樣,墻壁上還有一張大胡子外國人的像。”
 
  幾經查證,遵義會議會址和會議室最終確認。墻上的那張大胡子外國人像,就是馬克思的畫像。
 
  現在已無從查知,這張馬克思畫像從哪里由何人帶來。也許,它來自紅軍出征的江西,經歷了第五次反“圍剿”、湘江戰役、黎平會議,突破烏江天險,來到遵義城,貼在了會場里。
 
  風雨坎坷,九死一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始終在中國共產黨人心中堅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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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會址參觀(2018年10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天氣一定很冷,因為會議桌下放著一個火盆。屋外天寒地凍,屋內熱火朝天。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的《紅軍長征史》記載:“會議一共開了三天,氣氛緊張激烈,發言的聲音很高,每天總是開到半夜才休會。”
 
  痛定思痛,中國共產黨在自我革命中走向成熟。
 
  會議作出了“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決定,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高度評價遵義會議,稱之為“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這以后,中國革命開始擺脫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共產國際的干預和束縛,展示出無窮的生命力。”張小靈說。
   
  “如果繼續照搬教條主義、照套本本,是什么結果?會前的湘江之戰和會后的四渡赤水就是最好的對照。”遵義會議紀念館原副館長、黨史專家費侃如說,從那時起,我們黨便深刻認識到,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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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會址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民心推動轉折


  記者瞻仰會址時,驚訝地發現,墻壁上“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等標語仍然完好。紅軍離開遵義后,這些標語還能“幸存”?
 
  張小靈解開了記者疑問:紅軍撤離后,柏輝章家人曾找當地群眾來鏟除這些標語。群眾對紅軍有感情,從中“做了手腳”,用可清洗的石灰漿水將標語覆蓋。解放后,經當地一名泥工指認,對墻壁進行清洗后,紅軍標語赫然重現。
 
  “能如此得民心,中國共產黨在遵義召開會議,實現偉大轉折,進而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絕不是偶然。”張小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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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內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1935年1月,紅軍攻占遵義城。進城前,紅軍總政治部專門下發文件,要求紅軍戰士嚴守紀律。戰士們對群眾秋毫無犯,還大力宣傳紅軍不收苛捐雜稅、主張抗日等。當紅軍大部隊出現在遵義城邊的豐樂橋橋頭時,大批民眾揮舞著三角小旗,把鞭炮放得“噼噼啪啪”震天響,熱烈歡迎紅軍隊伍進城。
 
  “紅軍不打人不罵人,把地主的糧食和房子分給老百姓,我覺得這支隊伍很好,愿意跟著紅軍走。”在遵義參加紅軍的李光生前回憶說。他中午參軍,當天下午便打了一仗,這一仗正是為了保衛正在城內召開的遵義會議。
 
  在遵義市桐梓縣,當地群眾100多人晝夜為紅軍碾米20多萬斤,十多名縫紉工人和幾十名輔助女工,自帶縫紉機為紅軍趕制軍衣3000多套。不少遵義群眾還為紅軍帶路、送情報、抬擔架,有的為紅軍印刷文件、布告、宣傳品,為紅軍搶修槍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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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內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新中國成立后,豐樂橋改名迎紅橋。橋的名字變了,但遵義人民對紅軍的感情從未改變。
 
  今年3月,電視劇《偉大的轉折》在遵義匯川區團澤鎮卜臺村拍攝時,當地村民敲起震天響的腰鼓,抬著一頭綁著大紅花的大肥豬,挑著水果、自家蔬菜、雞蛋,自發前來拍攝地慰問。抬在最前面的大紅標語格外動人——“歡迎紅軍再回家”。
 
  “遵義群眾堅信,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來幫助窮人翻身的,因此民眾不光歡迎紅軍、擁護紅軍,還幫助籌集軍費、充實物資,積極加入紅軍隊伍,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和后來的長征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遵義市長征學會常務副會長黃先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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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內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堅定走向遠方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
 
  “我姓紅,叫紅軍,我住在中國。”
 
  在遵義市綏陽縣,當一名負責為部隊斷后的紅軍戰士被捕,面對反動派的嚴刑拷打,他竟如此鎮定豪邁地回答,直到被推入滔滔河水中,英勇犧牲。
 
  在無數壯烈犧牲的紅軍英雄的心目中,為“中國”而死,為千千萬萬同胞更好地活下去而死,雖死猶生。
 
  1934年12月25日,遵義市余慶縣龍家鎮,59名失散紅軍面對敵人的瘋狂屠殺,視死如歸。劊子手們見紅軍戰士個個豪氣沖天,十分恐慌,一陣亂刀砍殺后,匆匆把59名紅軍推入“萬丈深坑”,倉惶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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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內參觀(7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生死關頭,信念不移,浩然的精神力量震撼人心。
 
  一組數據令人驚嘆:
 
  長征出發時,紅軍指戰員每3人才有一支步槍,每支槍不到50發子彈;輕重機槍,平均每挺僅約300發子彈。湘江之戰后,部隊彈藥所剩無幾。到達遵義地區后,每支槍平均只剩3發子彈。
 
  而此時,國民黨軍40萬重兵正急速向紅軍包圍而來。紅軍用這“每支槍3發子彈”的裝備,幾乎是赤手空拳,與配備飛機、大炮的敵人展開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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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內參觀(2018年10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在貴州的深山密林中,自然條件極其惡劣,每天還要面臨嚴酷的環境和絕地斷糧等生死考驗。
 
  若要問,他們一往無前的勇氣來自哪里?答案是:信念。
 
  一名跟隨紅軍行軍560天的英國傳教士寫道:“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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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遵義會議會址門口的大槐樹下參觀(2018年10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 陶亮 攝

 
  記者走出小樓,在會址門口的大槐樹下享受夏日的清涼。康克清曾回憶,開遵義會議時住在小樓里,推開窗就看見一棵小槐樹。如今,這棵小槐樹已長成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
 
  大樹下有一面黨旗,絡繹不絕的人們來到這里莊嚴肅立,重溫入黨誓詞。張小靈說,自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以來,前來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人數激增,僅6月就接待約28萬人次。
 
  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覃愛華認為,在遵義會議會址“既能尋找到初心,還能真切感受到我們黨敢于直面問題、勇于修正錯誤,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
 
  “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中國共產黨在長征中深刻回答了這三個問題,逐漸從幼年走向成熟。”黃先榮說,“艱苦卓絕斗爭中形成的傳統和優勢,一直引領著這個國家前進,如今正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征程上顯示出更加強大的力量。”(參與記者:馬云飛、齊健、李黔渝、張瑞杰)
 

(編輯:王茂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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