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愿被篡改可通過民事訴訟維權
編輯:王月月    作者:安偉光   來源:正義網   發布時間:2016-08-31
  專家觀點

  ◇篡改高考志愿的行為具有比較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是并不是一種經常發生的普遍行為,沒有必要將這種偶然事件作為一個獨立的犯罪行為加以規定。

  ◇媒體的曝光和監督,使事件得到全社會的關注,推動事件向積極的方向發展,最終考生被目標學校錄取,這樣的特事特辦促使考生權利得到保障,有益無害,意義積極。

  ◇如果考試出來后的結果已經不能更改,受害者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維權來彌補損失。

  填報高考志愿可能影響考生一生的前途,在填報時,考生家長無不小心謹慎。但在近日,山東膠州一位考生卻發現自己的志愿被篡改,引發社會關注。不料事件發生5日后,山東菏澤又曝出一起篡改志愿事件。有輿論指出,目前我國法律對篡改志愿尚無明確法律規定,應將篡改志愿行為入刑,以達到懲戒的目的。是否需要修改刑法來懲處篡改志愿行為?我國法律如何體現對受教育權的保護?志愿被篡改后又有哪些方式可以挽回損失?為此,記者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刑法研究所所長阮齊林、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何萍、京師律師事務所刑事訴訟法律事務部主任張立文。

  有必要將篡改志愿入刑嗎

  近日,多位山東網友爆料,膠州一中一名高考生常升報考了陜西師范大學的免費師范生,但志愿卻被同學郭某偷偷篡改,結果導致常升未被錄取,此事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篡改他人志愿的行為,可能導致受害者失去上大學的機會、從而影響其未來職業選擇、預期勞動報酬等等。因此,有學者建議,參照《刑法》有關考試犯罪方面的規定,將篡改他人高考志愿的行為入刑。對此,華東政法大學何萍教授有著不同的看法。

  “篡改志愿行為根據其不同的手段,有可能被定性為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或侵犯通信自由罪等,并不需要再單獨修訂刑法。”何萍表示,當某類大致相同的類型化行為多次重復出現,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且其他制裁手段已經不足以懲治時,才適用于修改刑法。篡改高考志愿的行為具有較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并不是一種普遍行為,沒有必要將這種偶然事件作為一個獨立的犯罪行為加以規定。

  針對這起膠州考生志愿被篡改事件,中國政法大學刑法研究所所長阮齊林教授認為,如果篡改者郭某確實是在體育老師家偷看的受害人的密碼,則屬于非法獲取個人信息,造成嚴重損害結果的,可以追究非法獲取個人信息的違法犯罪行為。

  另據媒體報道,8月12日,膠州市檢察院依法對犯罪嫌疑人郭某以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作出批準逮捕決定。常升表示要為篡改者郭某寫一份“諒解書”,希望可以讓昔日同窗得到最輕的處罰。在司法實踐中,被害人諒解是刑事案件中經常出現的情形。犯罪嫌疑人真誠悔過,取得被害人的諒解,以達到刑法教育和改造的功能。那么,郭某會因常升的“諒解書”減輕、甚至免除處罰嗎?

  京師律師事務所刑事訴訟法律事務部主任張立文并不認同這種觀點。“諒解書只能作為法官裁判案件時考慮的酌定情節,而不是應當減輕處罰的法定情節。”張立文表示。

  “‘諒解書’并不表明行為人在行為實施時主觀惡性是輕的,客觀危害是小的。司法實踐中對于行為人的處罰,主要還是依據行為人行為本身的客觀危害以及行為人主觀惡性的深淺。”何萍進一步解釋。

  在何萍看來,司法實踐中,受害者寫“諒解書”的行為往往有著更深層次的考量。“諒解書是事后達成的一種比較功利的書面文件,行為人想得到從寬處理,被害人在體現寬容精神的同時往往可以藉此獲得較高的損害賠償。但已經獲得諒解的,特別是已經給予高額賠償的,司法機關也會考慮在法律框架內對行為人從輕處罰。司法機關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在法律的框架內無可厚非。”

  被篡改志愿后如何挽回損失

  在常升高考志愿被篡改事件曝出的第六天,陜西師范大學決定恢復常升的志愿并增加計劃予以錄取。收到錄取通知書后,常升和父親相擁而泣。記者了解到,有輿論認為,特事特辦是對權力的過度運用,如果學校招生時將“特事特辦”常態化,難免被有心人利用,以此為借口占取正常的招生名額。還有輿論認為,常升被補錄是權利被侵犯后“恢復原狀”的正常做法,值得肯定。

  張立文對陜師大補錄常升的做法表示肯定,因為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尚無可借助的糾錯機制,如果再遇到篡改高考志愿,只能像陜師大一樣,采取”特事特辦”的做法。“媒體的曝光和監督,使事件得到全社會的關注,成為典型事件,推動事件向積極的方向發展,呈現客觀事實,最終考生被目標學校錄取,彌補了損害結果,這樣的特事特辦促使考生權利得到保障,有益無害,意義積極。”張立文表示。

  事實上,像常升這樣最后仍被錄取的“幸運”考生仍是少數。近幾年我國發生的篡改志愿事件,有的考生因錄取時間還充裕而有機會重新填報,有的通過補錄進入大學,更多的則是被迫接受事實,或者進入從未報考過的大學,或者重讀。當志愿被篡改已成事實,無法被錄取,考生又如何來挽回損失呢?

  阮齊林認為,如果考試出來后的結果已經不能更改,受害者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維權來彌補損失。“目前篡改高考志愿只是偶然個案,中國每年高考有數百萬人被錄取,出現志愿被改的情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況且個人完全可以有效防范,學校也應盡到提醒考生的義務,填補管理上可能存在的漏洞。”阮齊林補充道。

  張立文還建議,在篡改高考志愿后,由于受害人的損失是難以量化的,如果通過民事方式向行為人主張侵權責任賠償,那么案件當事人也可以將目標學校、考生所在地負責招生部門等涉案的個人及機構一并參與訴訟,做出類似于本次事件中常升最終被陜西師范大學錄取的裁判結果,以司法途徑來達到維護教育權利的目的。

  受教育權法律保護體系尚待填補

  篡改高考志愿,直接對考生的入學教育造成影響,侵犯了考生的受教育權。在我國,受教育權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除憲法規定外,《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也對公民的受教育權進行了規范明確。在受訪專家看來,在保護公民受教育權不受侵犯方面,法律制度仍有不足之處。“比如目前,受教育權的保護在刑事法律方面并沒有更多規定。”張立文表示。

  在何萍看來,雖然我國保護公民受教育權的法治建設初見成效,但離完善的法治要求還有距離。“比如,我國還沒有建立憲法訴訟制度,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通常不能直接引用憲法條文。”記者查閱相關資料,在與憲法訴訟制度相關事件中,比較具有影響力的是1990年的齊玉苓案。

  1990年,山東省滕州第八中學初中畢業生齊玉苓考上濟寧商校,卻被同村同學陳曉琪盜用姓名就讀直至畢業,畢業后陳繼續冒用齊的名字參加工作。直到1999年,已準備結婚的齊玉苓從朋友處得知,當地銀行有一個與自己同名同姓的人。這名已是銀行儲蓄所主任、為人母的“齊玉苓”竟是同學陳曉琪。1999年1月29日,齊玉苓在家人的幫助下將陳曉琪及其父、山東省濟寧商業學校、滕州第八中學、山東省滕州市教育委員會等告上法庭。

  2001年,最高法就該案作出司法解釋,明確指出: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并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后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在當時,此案被媒體報道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有部分學者對此持肯定態度,認為齊玉苓案“批復”是我國人民法院適用憲法解決案件的開端。

  何萍表示,該項司法解釋對公民受教育權的認定遠未達到憲法適用的范疇。因為最高法在原批復中,陳曉琪冒名頂替他人,侵犯了齊玉苓的姓名權。但是如果沒有侵犯姓名權,只是侵犯受教育權,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并沒有明確規定。

  而在2008年12月,最高法發布公告稱,自當月24日起廢止2007年底以前發布的27項司法解釋。齊玉苓案所做的司法解釋赫然在列。有學者認為,這一司法解釋被廢止后,如果公民的憲法權利受到侵犯,又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去處理,那么如何得到司法救濟將成為一項難題。

  其實,受教育權保護的難題并不僅限于此。何萍說,“在受教育權的具體內容以及侵犯受教育權的法律后果沒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我國對于受教育權的法律保護體系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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